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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康熙 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盌
二維碼
參考年代 清康熙
尺寸 14.7cm
估價 咨 詢 價
成交價 RMB  193,195,268
產品參數
參考年代
清康熙
尺寸
14.7c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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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品介紹

  這件康熙年間的經典器物以粉紅色釉作底,以五瓣花朵式開光,內繪花卉,色彩艷麗,筆觸細膩。底蓋粉紅色“康熙御制”楷款,加雙方框。此盌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,紋飾皆見洋風,施藝創新,史無前例,且以紅料書款,可悉當時尚未受后來藍款法規所限,也未見因循拘謹,應屬康熙年間琺瑯作早期御瓷。此盌年代雖早,卻又胎佳色雅,藝技精湛,遠勝試驗雛例,極其珍罕。

  奈特舊藏碗上所繪,明顯有別于中國傳統筆意,尤溢洋韻。四面開光分別畫水仙伴月季、朱槿與小黃花(或為毛茛)、懸鈴百合配虞美人,還有玫瑰和梔子花,其花開時節雖異,排列卻不拘泥四季,組合亦非凡脫俗,藍天嬌蕊,更是傳統繪畫中前所未見的。此碗開光之間,綠彩繪卷枝,下萌小藍花蕾,俯瞰寶相番花,蕊呈橙黃瓣桃紅,與中國傳統裝飾圖案截然不同。

  此琺瑯彩碗上所飾雅致細膩,花式開光之間,加綴藍彩洋菊,尤為獨特。俯首洋菊,妙采仰視短縮之法(foreshortening),配合梅花形開光,讓人不禁持碗手中,緩緩轉動,逐寸清賞畫師精心布局。歐洲來華科學家與畫師,引入平面透視之法,乃中國前所未見。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(1688-1766年)入京職宮廷畫師,筆下作品偶見相類紺藍洋菊,姿態不一,掩仰有致,例如〈萬壽長春〉前景瑞芝旁,或〈畫錦春圖〉錦雞身下,皆繪有小藍菊,見《神筆丹青》,前述出處,編號I-06及V-02??滴醯墼t令郎世寧與馬國賢供職琺瑯作,并為西洋琺瑯畫師準備畫稿。4相類藍色洋菊,也有見于早期清宮御制宜興胎畫琺瑯器之上,參考《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》,國立故宮博物院,臺北,1992年,編號10及11。

  花窗內,朵朵嬌妍組合并繪,筆意或受啟于當時的花卉圖鑒,其中佼佼者要數德國自然科學家瑪麗亞.西碧拉.梅里安(Maria Sibylla Merian ,1647-1717年)筆下所繪,秀雅清朗,且極富教育價值,風靡歐洲,廣受臨摹,傲領同代裝飾藝術潮流。

  此碗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,紋飾皆見洋風,施藝創新,史無前例,且以紅料書款,可悉當時尚未受后來藍款法規所限,也未見因循拘謹,應屬康熙年間琺瑯作早期御瓷。此碗年代雖早,卻又胎佳色雅,藝技精湛,遠勝試驗雛例,極其珍罕。

  器形雅正,弧壁渾圓,高嶺為胎,質密細膩,誠景德鎮御窯佳品,皚白美如雪。跋涉送京,宮中添琺瑯,外壁澀胎厚施彩,勻凈透亮。著粉紅為地,嫣緋嫩色,彷佛半怯羞容,庸須胭脂紅。畫四面梅花形開光,輕抹碧藍,內繪群芳,恰似倚窗觀晴空,青云映花濃。朱槿裙下難自珍,百合豈羨虞美人,玫瑰梔子不相讓,水仙月季共幽香?;ù巴?,紺藍雛菊俯壓枝,瞰洋花卷葉,暗溢西風。妙筆下,或含苞、或盛綻,渲染細膩,纖瓣柔葉姿婀娜,意雅趣真。盌內巧留白,外底紅料書「康熙御制」雙行四字宋體款,罩雙方框,字體挺拔雋朗,照證清宮絕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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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嫣緋金煉 亨利奈特典藏琺瑯彩盌 康蕊君

  點石成金之求,亙古已有,無分中外,從不乏大力興贊者,然誰又以化金冶煉為旨,誓要制成千金不換之品?罕也。亨利奈特典藏粉紅地琺瑯彩盌,緋紅色以金煉,必須上有嗜新之君、下有技絕之臣,缺一不可,方可成此佳器,煉彩繪圖,無不登峰造極,堪稱康熙年間出類拔萃之創新御作。

  康熙皇帝品德出眾,秉性好學,積極務實,思想前衛,對科學態度開放,且廣任賢能,招攬敏思之仕、巧手之匠,身世不拘。又力興御作,紫禁城內設作坊,造就宮廷畫家、藝匠,聯同歐洲傳教士,通力合作,地利人和,為時雖短,卻為文藝發展迎來新姿,成就前所未見,制有此般雅器,別開生面,啟琺瑯彩瓷先河。

  普天之下,燃石煉金者,多有長生不老之求。在中國,黃金有「紫艷」之譽,早至漢朝已為人所珍,爾后也有「紫金」之屬,或乃帶紫調之金銅合金,廣受惜重。1 煉化而成之類金器,多含少量真金,火煅而成,更顯祥禎,較之真金,又勝一籌。以金煉色紫,中國哲者、術士古已悉之,鉆研自然科學者也諳其法,秘奧卻未及外傳至藝匠畫師。

  早至羅馬帝國晚期,西方已有以金制紅玻璃之技,利用膠體金(colloidal gold)發色,即把奈米金粒子懸浮于液體之中,粒子形狀、大小不同,所呈紫紅也略異。1684年,老安德烈.卡西烏斯(Andreas Cassius the elder,1673年卒)首次發表以金發紅之技,是以該色又稱「卡西烏斯紫(purple of Cassius)」。然須待至1716年,德國玻璃工藝兼冶金家約翰.孔克爾(Johann Kunckel,1630年代至1703年)出版專書,以金制紅之法才多為人識、廣受采納。當時在歐洲,意、德、法國之煉金術士紛紛鉆研金屬嬗變,又力以金制寶石紅玻璃。此時于大清帝國,康熙帝臨朝天下,西洋傳教士積極引入科學新知及舶來材料,以討君心。

  康熙皇帝于紫禁城內、毗鄰寢宮之地,不厭嘈雜、穢氣、塵埃,不顧祝融之慮,大膽設立御作坊,以便親督科學試驗,品評御器制作。清帝為興藝作,且重任西洋傳教士,對他們進宮之宗教目的,不以為意。

  1680年代,法國路易十四(1643-1715年間在位)與滿清康熙帝建交,以琺瑯器作贈,康熙帝甚珍之,遂邀歐洲玻璃及琺瑯藝匠赴華供職??滴跞?1693年),造辦處正式設立十四作坊,其中包括琺瑯作(原寫琺瑯,又稱法藍,與舶來洋彩相關),三十五年(1696年)又設立玻璃廠。2 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(Matteo Ripa,1682-1746年)在五十五年(1716年)的書信中指,隨著歐洲科技的傳入,以及宮中歐洲畫師的協助,畫琺瑯之作雖仍稚嫩,卻有小成。3 五十八年(1719 年),「會燒琺瑯技藝」法藉傳教士陳忠信(Jean-Baptiste Gravereau,1690-1762年)進入宮廷畫琺瑯,然康熙皇帝對其藝不甚滿意。

  江西景德鎮瓷胎畫彩之技,早已爐火純青,但清宮琺瑯作并非建基于此,御作內,同制銅、料、瓷胎器,建坊之初便讓洋人繪彩,當時歐洲琺瑯彩器方才始興,來華入宮者或從未繪瓷,遂感瓷面光滑難以著色,改以宜興陶器為胎,且向景德鎮訂燒局部不施釉藥或全素瓷胎,遣送京司上彩,以制新品悅君心。此盌除外壁與足墻外留澀胎,余皆罩釉,必屬特定為琺瑯作訂燒之品。

  歐洲琺瑯或清宮玻璃作坊特制之琺瑯釉彩,與當時景德鎮之五彩大相徑庭,其中尤以自歐洲引入之紫紅與鉛白為新,前者以金發色,膠體金煉成的紫紅,濃艷透亮。清宮玻璃作坊為制掐絲琺瑯,早有以砷酸鉛煉成白彩之技,但至康熙之時,迭施為彩,摻于其他彩料,乳化不透,成就粉調柔色。

  清宮成功燒制金紅彩之雛例,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折枝蓮紋瓶,以及區百齡藏牡丹圖三足爐,兩者瓷胎皆出景德鎮,通體素胎無釉。故宮藏瓶底刻御制款,收錄于《故宮珍藏康雍干瓷器圖錄》,香港,1989年,頁98,圖版81。區氏藏爐澀底則以藍料書款,1976年7月6日于倫敦蘇富比拍出,編號170,圖載于《Chinese Ceramics.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3-2003》封面,香港,2004年。

  康熙琺瑯作,設坊紫禁城內,規模有限,燒制時間僅只數年。初作彩瓷構思不一、繪飾各異,因此所用彩料,每每斟酌調制,然未幾已見沿襲因循,多施鮮黃、紺藍、金紫為地,繪艷華彩葩,其他色地之琺瑯彩瓷甚為稀見。

  此盌所施金粉紅彩,在康熙琺瑯彩瓷中尤為珍罕獨特。如斯神品,舉世無雙,然獨見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粉紅地開光花卉盌,布局、色調,皆與此匹配,如出一轍,然所繪花卉搭配各異,二盌彷若弟兄手足。該盌屢見載錄,早現于《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》,皇家藝術學院,倫敦,1935-36年,編號2154,近又展于《神筆丹青-郎世寧來華三百年》,國立故宮博物院,臺北,2015年,編號I-19(圖一)。

  以膠體金煉成之紫紅、胭脂紅或艷紫,晶瑩剔透,然如兩盌上之粉紅,色若桃緋,須以鉛白摻金紅方成,多用于朵花渲染,或細部點綴,如此平涂敷色、密鋪為地,極罕也,除上述二盌外只得一例(見下文)。兩盌敷粉紅,配以密涂松石綠彩之花式開光,清新悅目。然二器之同,僅限于此。二盌所用彩料,雖應同時斟量調造,卻似分別由兩名畫師同坊并繪,非一人獨作。

 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盌,四面開光繪牡丹、池蓮、秋菊,以及寒梅山茶,剛好是春夏秋冬四季朵妍,風格與傳統工筆花卉一致,應出自中國畫師之手。加上梅花式開光,恰似園林洞門花窗,窗外門后別有天地。惟四屏開光之間,罕飾黃褐色煙葉,滲異國情韻,暗示一縷西風東漸來。

  相較之下,奈特舊藏盌上所繪,明顯有別于中國傳統筆意,尤溢洋韻。四面開光分別畫水仙伴月季、朱槿與小黃花(或為毛茛)、懸鈴百合配虞美人,還有玫瑰和梔子花,其花開時節雖異,排列卻不拘泥四季,組合亦非凡脫俗,藍天嬌蕊,更是傳統繪畫中前所未見的。此盌開光之間,綠彩繪卷枝,下萌小藍花蕾,俯瞰寶相番花,蕊呈橙黃瓣桃紅,與中國傳統裝飾圖案截然不同。

  此琺瑯彩盌上所飾雅致細膩,花式開光之間,加綴藍彩洋菊,尤為獨特。俯首洋菊,妙采仰視短縮之法(foreshortening),配合梅花形開光,讓人不禁持盌手中,緩緩轉動,逐寸清賞畫師精心布局。歐洲來華科學家與畫師,引入平面透視之法,乃中國前所未見。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(1688-1766年)入京職宮廷畫師,筆下作品偶見相類紺藍洋菊,姿態不一,掩仰有致,例如〈萬壽長春〉前景瑞芝旁,或〈畫錦春圖〉錦雞身下,皆繪有小藍菊,見《神筆丹青》,前述出處,編號I-06(圖二)及V-02??滴醯墼t令郎世寧與馬國賢供職琺瑯作,并為西洋琺瑯畫師準備畫稿。4 相類藍色洋菊,也有見于早期清宮御制宜興胎畫琺瑯器之上,參考《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》,國立故宮博物院,臺北,1992年,編號10及11。

  花窗內,朵朵嬌妍組合并繪,筆意或受啟于當時的花卉圖鑒,其中佼佼者要數德國自然科學家瑪麗亞.西碧拉.梅瑞安(Maria Sibylla Merian ,1647-1717年)筆下所繪,秀雅清朗,且極富教育價值,風靡歐洲,廣受臨摹,傲領同代裝飾藝術潮流。

  此盌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,紋飾皆見洋風,施藝創新,史無前例,且以紅料書款,可悉當時尚未受后來藍款法規所限,也未見因循拘謹,應屬康熙年間琺瑯作早期御瓷。此盌年代雖早,卻又胎佳色雅,藝技精湛,遠勝試驗雛例,極其珍罕。

  早期雛品,必須參考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粉白地花卉淺盌,沒骨繪大朵玫瑰、牽牛、雛菊,甚具西風,其紅菊形態又與此盌上藍菊近,卻略嫌稚拙,底署「康熙御制」紅料宋體款,圖見《神筆丹青》,前述出處,編號I-14。余佩瑾在故宮圖錄中指,粉白地花卉淺盌「令人聯想到或許和西洋技法有關」,認為乃馬國賢信中指曾和郎世寧參與畫琺瑯的左證。其他實驗例子還包括一紫地開光花卉淺盌,器形與前者類,但紫彩燒制掌握不當,色調沉郁,圖見施靜菲、馮明珠及謝鎮鴻,《日月光華:清宮畫琺瑯》,臺北,2012年,圖15,同書并載上述粉白地淺盌(圖16)及銅胎紫地花卉淺盌(圖17),后者紫彩表面也有欠平整。

  在康熙銅胎或料胎畫琺瑯器上,鮮有著金紫紅或金粉紅為地者,僅見一「康熙御制」款料胎小杯,以金紫紅為地,飾花卉開光,原屬芭芭拉.赫頓所珍,圖載于莫士撝,《御制》,香港,1976年,圖版33,曾先后售于倫敦蘇富比1971年7月6日,編號384、香港蘇富比1982年5月19日,編號384及1989年11月15日,編號557。

  除此盌及臺北故宮所藏,飾類同金粉紅色地者,據錄僅止一器,繪以團花,較形規范約束,底以藍料署年款,先后為大維德爵士、英國鐵路養老基金會及香港徐氏藝術館所藏,曾兩度于倫敦蘇富比拍出,1961年12月5日,編號39及1976年5月12/13日,編號363,后于1989年5月16日再于香港蘇富比易手,編號85,并收錄于《香港蘇富比二十周年》,香港,1993年,圖版214。

  紅彩仗金料發色,但琺瑯彩瓷鮮施金彩為地,僅有日內瓦鮑氏珍藏兩件金地纏枝花卉紋盌,華葩縱艷,略顯拘謹,載于 John Ayers,《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》,日內瓦,1999年,卷2,圖版162及164。

  早于1935-1936年,中國政府遣送數件康熙琺瑯彩瓷參與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展覽,當中包括上述現存臺北故宮之粉紅地四季花卉盌,好讓西方一窺康熙彩瓷珍貌。然至六十、七十年代,有學者質疑此批琺瑯彩瓷之年代,以為康熙年間無法燒造如此技精藝絕之品。如 Margaret Medley 在1976年出版的著作《The Chinese Potter》中指,據其技術、風格,判斷這批瓷器沒可能燒成于康熙一朝,認為它們最早出現的時間極有可能為十八世紀末(牛津,1976年,頁249)。待至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獻資料出版,如1986年由蔡和璧編纂的《清康雍干名瓷特展目錄》,清楚陳列康熙琺瑯彩瓷質之優、飾之美,始為其年代平反。

  此盌原屬亨利奈特典藏,他明辨善鑒,自1930年始,直至1971年辭世為止,搜珍集寶,雅蓄中國陶瓷及工藝品,主攻明清瓷器,多購自倫敦藝商 Bluett & Sons。Roger Bluett 曾說,亨利奈特所藏十八世紀瓷器,或冠絕歐洲,并存高古佳器,尤是難得,并指奈特常樂道是 Bluett 先翁勸導購藏中國瓷器,「家父洞悉先機,早言中國瓷器盛世指日可待」。5

  1 Joseph Needham,《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》,卷5: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,第2部分: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: Magisteries of Gold and Immortality,劍橋,1974年,頁70及頁257-66。

  2 施靜菲,〈A Recor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Art Form: The Unique Collection of ‘Painted Enamels’ at the Qing Court〉,《Collections and Concepts》,卷7,2005年,頁 5-6。

  3 George Loehr,〈Missionary-Artists at the Manchu Court〉,《東方陶瓷學會匯刊》,卷34,1962-63年,頁 55。

  4 Loehr,前述出處,頁 51。

  5 Roy Davids 及 Dominic Jellinek,《Provenance. Collectors, Dealers and Scholars: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and America》, Great Haseley,2011年,頁 276,轉載《Arts of Asia》,卷10,編號6,1980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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